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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冤25年的 红军女干部周月林的传奇人生

1998-02-26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谁出卖了瞿秋白?当年,同瞿秋白一起被俘的项英之妻张亮和瑞金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兼中央政府司法部长梁柏台的妻子周月林是最大的嫌疑人。为此,两个红军女干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06年12月27日,上海黄浦江边一间破旧的芦席棚里,随风传出了嘶哑的婴儿啼哭声,周月林降生在一个贫穷的渔民家里。

周月林4岁时,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减轻家庭负担,周月林被送到乡下外婆家寄养。5年后,被接回上海的她,又被父亲送进一家纱厂做了拣纱工。17岁时,她进了日本人开办的杨树浦大康纱厂做工。

1924年,周月林秘密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在工厂成立的工友俱乐部。在夜校里,她不但学到了文化知识,还接受了最初的革命启蒙教育。

1925年5月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在带领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中被日本人杀害。这个震惊中外的惨案激起了上海市人民的反帝怒火,随即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五卅运动。大康纱厂的工人积极响应,坚持罢工77天。周月林勇敢地站在了斗争的前列。在这次工人运动中,周月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艰苦而危险的革命斗争中,周月林和五卅运动的领导人之一的张佐臣产生了感情,结为夫妻。

1926年10月,上海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周月林的身份不慎暴露了。在紧急情况下,党组织决定让她秘密转移苏联,进入海参崴党校学习。

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张佐臣不幸被捕,不久被敌人残酷地杀害,牺牲时年仅21岁。

在苏联,周月林认识了梁柏台。梁柏台是浙江新昌人,比周月林大7岁。1921年春天,他和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同志一起赴苏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任中共海参崴支部书记、海参崴党校负责人。周月林和梁柏台相爱后结为夫妻。

1928年,梁柏台调任远东华工指导员,周月林也调任伯力华工俱乐部主任。在艰苦的革命工作中,周月林感到自己的文化水平太低,于是经过组织的批准,于1929年进入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特别班学习,在那里,她听过瞿秋白讲课,第一次认识了瞿秋白。

在苏联工作学习的几年中,周月林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女孩,梁柏台给她起了个俄文名字:伊斯克拉,意即“火星”,取“星火燎原”之意。第二个孩子是男孩,梁柏台和周月林从弗拉奇米尔·伊里奇·列宁的名字中取出两个音作为孩子的名字,叫弗列,还给孩子佩戴了列宁胸章。

1931年5月,党中央要调梁柏台和周月林回国工作。行前,周月林夫妇把一双儿女送进了莫斯科瓦斯基诺国际儿童院。

从那时分别以后,周月林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们,也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日月轮回,岁月沧桑,一个让人回想起来就心疼的故事,成了未解之谜!

1932年4月,周月林担任了刚刚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主任。在瑞金,人们经常能看到26岁的周月林,剪一头短发,着一身戎装,骑一匹枣红色战马,来来往往地奔波忙碌。

1934年2月,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召开,选举产生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周月林和梁柏台双双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梁柏台还是中央政府的人民司法委员,而周月林的位置更为重要,她和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瞿秋白等17人被选为中央主席团(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之后的最高政权机关)成员,毛泽东为主席,周月林是主席团中唯一的女性。

此后不久,毛主席找周月林谈话,调她担任苏区刚成立的国家医院院长。

1934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9月下旬,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准备突围远征,实行战略转移,同时,要留下一部分同志在苏区坚持斗争。

正当周月林打点行装时,中央突然决定梁柏台留下,协助项英、陈毅工作。项英对周月林说:“柏台同志留下来了,你也留下来吧!”

1935年2月,中央分局决定,周月林和瞿秋白、何叔衡、邓子恢、张亮一起先行突围,经福建、广东转移至香港或上海,开展地下工作。

项英给他们配备了一个警卫排,负责一路护送。

他们向福建省长汀县四都山区进发。在汤屋,他们找到了福建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万永诚。

为了让瞿秋白、周月林等人能安全突围出去,万永诚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装扮成被俘的红军战士,由警卫排“押送”出封锁线。

2月21日傍晚,他们按照预定计划,从汤屋向永定县前进。历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来到了上杭县水口镇。水口镇北有汀江横亘,唯一的木桥上已有敌人把守。周月林、瞿秋白等人只得利用夜色掩护,从下游偷渡过江。当他们来到距水口镇10华里的一个小村时,已是24日的拂晓。此时,他们浑身打着冷颤,肚子饿得咕咕直叫。没有办法,他们只得停下休息,烧火做饭,烘烤湿透了的衣服。

突然,“砰”的一声,村口传来了敌人的枪声。敌人已分两路包围了村子。危急之中,护送队长要瞿秋白、周月林等人向村后的小山上撤退。

谁知那座小山是一座孤山,待一行人爬到山顶一看,后山陡峭难行。此时,护送队和敌人接上了火。经过一阵激烈的战斗,护送队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了。就在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我们滚下去。”于是,周月林、瞿秋白、何叔衡、张亮等人双手抱头,不顾一切地朝后山坡滚了下去。

周月林滚下陡坡后,见邓子恢正在前面,就快步追了上去。

枪声渐渐远了,周月林这才意识到自己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她回头一看,发现瞿秋白、何叔衡没有跟上来,她没有多加考虑,就毅然冲了回去。

周月林一边急走一边寻找,终于发现瞿秋白正跌坐在乱草丛中。在不远处,周月林又找到了张亮。

周月林领着瞿秋白和张亮在灌木丛中艰难地往前走着。当他们走到一间塌了顶的破屋子前,瞿秋白和张亮实在走不动了,喘着粗气。周月林说:“你们进去休息一下吧,我在旁边的草丛里看着,有事就轻轻拍一下手。”说完,周月林来到不远处的一片荒草丛中。草丛十分茂密,中间有一口小水塘,是个隐藏的好地方。过了一会儿,张亮和瞿秋白过来了,也钻进了草丛中。谁知瞿秋白身体虚弱,立脚不稳,刚到草丛里就摔了一跤,恰巧撞在一棵小树上。小树剧烈地晃动,惊动了山顶上的敌人。就这样,他们三人不幸被俘了。

当晚,敌人没有审讯他们。趁着这个机会,三人偷偷商量着应付敌人的办法。周月林说:“我就叫陈秀英,是被红军抓去的护士。”她当国家医院院长时学会了打针、换药和接生,不怕敌人盘查。张亮说:“我就姓周吧,叫周莲玉,是香菇客店的老板娘,是被红军抓去的。”瞿秋白说:“我就姓你这个‘林’,叫林琪祥,原是上海大学的学生,后在同济大学学医,有病来上杭疗养,被红军抓去。”周月林说:“你又不会看病开处方,敌人会相信你?”瞿秋白却说:“说别的我像吗?现在是要敌人相信你俩的口供,不怀疑你们。敌人如果怀疑我,找一个人来认我还不容易?”

第二天,敌人对他们进行了审讯。他们三人按照商量好的应答,敌人没有发现破绽,就将他们押往上杭县保安团部关起来。

后来,敌人又审讯了几次,得到的口供前后一致,便信以为真。敌营长的一个亲戚要生孩子,找不到接生婆,就将“陈秀英”保释在家,以便接生和伺候月子。有家糖果店的老板没有孩子,知道“周莲玉”怀有身孕,也将其保释出去,讲好生下的孩子归他所有。瞿秋白在狱中偷偷写信托人转给鲁迅、杨之华,要他们设法营救。

可是,到了4月下旬,情况却突然发生了变化。1935年4月10日,福建省委书记万永诚在武平县被敌人重兵包围,不幸牺牲。万永诚的妻子被俘后,供出了瞿秋白、周月林、张亮在上杭被俘的消息。于是,敌人很快就在被俘的人员中找出了文质彬彬的瞿秋白和仅有的两个女红军干部周月林、张亮。

敌人对周月林软硬兼施,企图让她供出中央苏区和香港、上海交通联络的接头地点、暗号。可是,任凭敌人采取各种残酷手段,周月林始终守口如瓶,张亮也不为所动。敌人在得不到任何秘密的情况下,只好以“共匪坚定分子”的罪名,分别判处周月林、张亮各10年徒刑。

在国民党的龙岩狱中,周月林为张亮接生下一个男孩,她和张亮共同带着这个孩子,在铁窗内熬过了3个春秋。

1938年初的一天,突然有人出面要保她们出狱。原来,梁柏台有一个小学同学叫陈士明,在闽西某地担任国民党要职。他在一次酒宴上,偶然得知龙岩监狱里关着梁柏台的妻子,便找熟人疏通了关系,准备将周月林保释出去。此时,国共两党已合作抗日,在共产党的一再要求下,国民党已开始释放政治犯。就这样,周月林和张亮被保出了监狱。

周月林高兴极了,她要去找党组织,要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可是,时过三年,世事变迁,当年与上海地下党的老关系早已中断,到哪里去找党组织呢?这时,周月林想到了丈夫梁柏台,她决定到梁柏台的家乡去,她以为梁柏台的家人肯定知道他的下落。令周月林失望的是,梁柏台的家人根本不知道他的下落。其实,就在周月林和瞿秋自等人突围后不久,梁柏台在随部队突围中英勇就义。

数月后,周月林和张亮一起去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找项英,在途中两人走散。周月林只好孑然一身来到武汉。在武汉没有能找到八路军办事处,只好前往上海,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娘家。谁知父母早已去世,上海已沦为孤岛,党组织更难找到。为了生活,经人撮合,周月林和一个穷苦的船工结成了伴侣。

1949年,解放的曙光使周月林心头为之一亮,已担任要职的老领导、老战友的名字随处可闻。她真想去找他们。可自己离开组织、离开革命队伍已经15年了,感到有些惭愧。她决定还是承认现实,平平静静地过日子。

然而,命运却不让她平静。1955年,国家内部肃反开始了。6月18日,瞿秋白遗骨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瞿秋白被俘牺牲的话题被重新提起。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要求有关部门缉拿出卖瞿秋白的元凶。可是元凶是谁呢?和瞿秋白一起突围的几个人,何叔衡当场牺牲,邓子恢突出重围后在永定县坚持游击斗争,只有周月林、张亮与瞿秋白一起被俘。瞿秋白被杀害了,为什么周月林和张亮没有被杀害?张亮已被项英处决,剩下的就只有周月林还活着。于是,1955年8月24日,上海市公安局奉命将周月林逮捕,28日将她押抵北京,关进了德胜门外的功德林监狱。

1965年12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刑事判决,以“出卖党的领导人”的罪名判处周月林12年徒刑。此后,周月林被送往京郊的一个劳改农场服刑。

1969年10月,周月林被遣送到山西省榆次市女子监狱。

此时,周月林已是近70岁的老人,疾病缠身,但她始终抱着一种不屈的信念,坚信自己的问题一定会真相大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大批冤假错案得到平反昭雪。1979年11月15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很快对周月林作出了再审判决:撤销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1980年,山西省委组织部给周月林落实了政策,按1925年参加革命给她办理了离休手续,并请她考虑安置地点。

周月林晚年生活一直过得舒心、平静,她的心境豁达、开阔,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1997年的年末,老人安静地离开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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